2014年两会能为中国艺术带来什么

姜国芳：文化产业不能急功近利

(姜国芳，当代油画家，中央戏剧学院教授，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)

中国的艺术品市场近些年来时好时坏，处于不稳定状态。艺术品市场与艺术品拍卖市场是两回事。但眼下，社会似乎比较注重艺术品拍卖的成交额，以此来判断艺术品市场的风向，于是我们每年都有一些漂亮的数据：拍卖成交额数据，同比增长数据，占全球艺术品市场的份额等等。其实这些数额泡沬成份很大，如果以此来作为我们国家制定政策的依据，将会产生很大的负面作用。

文化产业是新型产业，其发展规划、生产模式、运营结构、政策法规等都需要在实践中摸索，决不可一道命令而做大做强。文化产业要服从当代中国改革总目标，是建立中国体系的精神成果，而不仅仅是经济目标。

作为一个艺术家，其重要责任和使命是努力创造出反映中国特色、民族特性、时代特征的艺术品，为推动中国艺术创作新的春天作出一份努力，更不能只看拍卖数据，关注交易成果，忽视艺术作品的内涵创作和发展。

乱世黄金，盛世收藏。得益于今天经济的快速发展，艺术行业也一片欣欣向荣之景，我希望今后有更多的人喜欢艺术品行业，使我国的文化软实力影响国际，掌握更多的话语权。

刘双舟：税收是影响中国艺术品市场国际竞争力的首要因素

(刘双舟，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、副院长，兼任法学院工会主席、理论法学教研室主任，中央财经大学法律硕士教育中心副主任，中央财经大学拍卖研究中心主任。)

在影响中国艺术品市场发展的诸多因素中，税收是影响中国艺术品市场国际竞争力的首要因素。无论是进出口关税，还是增值说、营业税，我国是世界上对艺术品产业征税最高的国家。我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，比如说从最惠国协议国进口一幅完税价100万元的油画，其进口环节的税收为进口关税和进口代征增值税的总和，即100×6%+100×(1+6%)×17%=24.02万元，约占购买成本的24%。进口环节税约占艺术品购买成本的24%，是在三个假定条件下的结论：第一，艺术品系原作而非复制品(复制品关税为14%，总税额约为33%)；第二，从最惠国协议国进口而不是非最惠国协议国(非最惠国进口可达75%)；第三，按6%计算关税，而非按法定的12%征收(按12%计算可达31%)。可见影响之大。

除了关税税率高外，艺术品进出海关的手续也是非常繁琐的。艺术品进入中国一般分为永久进出口或暂时进出口，不管任何材质，都需向政府部门申请进出口批文。而申请批文的单位，则视品项而有所不同。一般永久进出口的当代艺术品或年代不超过100年的艺术品等，向各文化局与外联局申请批文；而只要是有关港、台、澳的展品都需向外联局、文化局及文化部申请展览；另外，古董或是年代超过100年的艺术品则需要文物局的批文。由于申请批文必须经过多个部门，审查长达30至40个工作日。

蔺道军：让艺术“活”起来

(蔺道军，书画批评家、收藏家、策展人，北京东方智略签约专家，艺术品投资专家，对外经济贸易大学EMBA、MBA校外导师，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艺术品研究与投资委员会理事长。)

近些年，因为去各地讲课的频率日渐增多，我也得以到全国各地去看看不同的风土人情，体验不同的人文气韵。可惜，有一个现象让我很痛心：很多文化在地方上都“死”去了。一些人文故居、历史遗迹只是放在那里的“尸体”。挂着个“省级(市级)文物保护单位“的牌子，孤零零地站在繁华闹市，却门可罗雀。甚至有些地方已经成为了废墟，没有人去维护，更没有人去瞻仰古迹、缅怀历史。

我认为很多历史文化内涵丰富的人文故居之所以破烂不堪，面临倒塌，肯定与文保单位保护不力有关，可是更重要的是，中华民族泱泱大国，五千年的文明留给我们的历史古迹太多，如果单纯依靠某一部门的保护显然是不够的，有些可居住、可利用的故居完全可以和当代群众的文化做好对接，形成好的地标作品。

对房屋最好的维修就是让人居住。比如陕西一些有特色的历史故居就允许村落的居民居住在古居里，古建筑里有了人，人就成了民族文化的载体，古文明也重新焕发了活力。而且人们通过旅游、展览等经营手段反哺故居，进行管理甚至免费开放。于是，古建筑和居民互相补充、良性循环，当地的人文环境、历史传承都能获得双赢。

与人文故居遭到冷落相对的是一些名胜“复制品”的繁荣。关于这方面的新闻我们依旧屡见不鲜了：江宁织造府原址复建，吴良镛设计，投资7亿；西安380亿打造“新阿房宫”；河南开封“举债千亿造新城”……火热的局面不外乎是希望通过对名胜古迹的拷贝，带来旅游业的发展和政绩的辉煌一笔。可惜，毫不客气地说，这种功利性的单纯复制行为是毫无意义，甚至是可耻的。

名胜古迹经过时代的沉淀，体现了中华民族在历史、文化等方面曾取得的骄人成绩，有利于抚今追昔，被后人瞻仰，研究。但是，利用现代科技的“复建”只能是东施效颦，贻笑大方。花费了大量的人力、物力，即使在外貌上相似甚至相同，但文物所具有的古老气韵、丰富的内涵文化却是仿制品怎样也达不到的高度。

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是，眼下全国各地比赛似的建博物馆、美术馆。可是场馆经常是“大而空”，这种现象媒体已经有了一些统计数据，可是挡不住这股热潮势如破竹啊。其原因我们暂且不追究，需要提醒的是，文化场馆重要的不是数量而是质量。面积大、耗资多都不是亮点，游客多、影响大才是重点。譬如电影的拍摄，名导演、名演员的豪华阵容都不能说明问题，票房的多少才是真正的参考值。可现在，我们似乎有点“舍本逐末”，对遗存的古迹不积极保护，却攀比着仿建古城、建造博物馆、美术馆。城市建设中应有的人文关怀遭到挤压，叫嚷着精神文明发展，却端上来一盘粗制滥造的仿制品。这种畸形态势必须得到遏制。

叶少波：国家应该在版权和税收的问题上做到一紧一松

(叶少波，中国民协常务理事，中国民协寿山石专业委员会秘书长，福建省民间艺术家联谊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，福建省民间文艺家协会秘书长，福建海峡文化产权交易所总经理。)

国家要大力发展文化产业，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有两个。一是完善知识产权、版权的法律法规。文化产业最核心的发展动力是创造力，但现实的情况是，盗用知识产权、侵犯版权的成本太低，导致相当比例的文化企业都热衷于“山寨”、热衷于拿来主义，倘若我们的法律法规不能保护原创，不能保护版权，我们的文化产业怎么可能有生命力？第二个问题，则要看国家对文化产业的扶持力度，尤其要发挥税收杠杆的调节作用。但是遗憾的是，我们当前的税收政策对于文化产业的发展并没有什么优势可言，甚至在国际上比较，我们对文化企业尤其是对于艺术类企业的税收都是较高的。如果在知识产权、版权还有税收的问题上能做到一紧一松，我相信我们的文化产业会得到质的提升。

袁乙平：艺术教育不是技法培育，更是一种精神陶冶

(袁乙平，北京圣杰天下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董事长，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，中国青年书画网总编缉。)

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，越来越多的家庭开始重视孩子的艺术教育，各种辅导班层出不穷。特别是去年“两会”引发强烈关注的“书法进课堂”提案得到教育部的大力支持后，书法教育被认为是门槛低、技法简单的培训项目而遭到大量培训机构的追捧，什么“24小时就能练一手好字”、“让四五岁孩子变成神笔马良”、“成名要趁早，当代某某名家名师坐堂”等宣传屡见报端。可是艺术不等于技法，艺术教育也不是技法培训，怎能依靠简单的重复劳动来取得成效？艺术应该是一种格调、一种精神追求和兴趣陶冶。

我很欣喜在键盘如此发达的今天，书法这门国粹艺术尚能枯木逢春。但我也很心痛回归校园的书法课也大都以体验和娱乐为主，准确的说不是书法课，应该是写字课。

在此，我想书法进课堂之前一定要理清书法艺术、书法教育、写大字这三者之间的关系。

简而言之，书法艺术的事归文化部管，书法教育的事归教育部管，写大字属于学习工具应该由国民自省自发，这三者唯一的共同点是都以汉字书写为载体，但在实际操作中是截然不同的事物。书法艺术源于小众创作，对于中小学生而言，只能是熏陶或启蒙教育。因为社会大众的认识偏差，总是错把写好汉字与书法艺术创作相混淆。其实书法教育工作，我只想说：“能引导更多的孩子长期对书法保持兴趣，愿意一直写下去就是书法教育的成功。再多的噱头或宣传只能是画蛇添足，因为美育教育从来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。”

我希望将来会有更多的人从事艺术教育推广工作，更多的孩子喜欢走进美术馆、展览馆等场所进行艺术熏陶，有更多的艺术教育机构可以根据孩子的年龄、性别、特点等，将艺术作品更好地解读、呈现给他们。眼下，我国针对儿童的展览或者艺术教育机构真是乏善可陈，其实真正的艺术魅力，并不在于展览中有多少作品卖出，而在于影响到了多少人。而孩子是民族的希望，影响到了他们则影响到了未来。

大文化时代已经来临，我期待国粹艺术能发扬光大，期待国民美育能迅速普及，期待书法能真正的走进中小学课堂，也期待更多的社会舆论能关注文化。